苏州大学 / 教育发展基金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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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钱学森到谈家桢:父亲朱正元的朋友圈
2017-06-16


    父亲朱正元,字善培,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物理教师和优秀人才。 父亲虽家境贫寒,却天赋出众、刻苦读书,1935年,当时我才六个月大,父亲公费考取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,攻读物理学。他与同时代的许多科学家均有或多或少的交集,构成了他星光熠熠的朋友圈

朱正元

 

加州理工三博士

父亲与钱学森先生同专业(航空工程),后我父亲改读理论物理。1939年,父亲获优秀哲学博士学位。 那时,父亲与钱学森、谈家桢三人都是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,他们曾拍过一张照片,各自长袍马褂,手执中国古典乐器,抚箫弄琴,好不悠闲。另有一张父亲与钱学森的照片,照片上钱学森先生手搭在我父亲的肩膀上。还有一张照片,是父亲在钱学森导师航天工程学家冯·卡门的姐姐的后花园里,与谈家桢、钱学森等人合影留念。钱学森过世后,钱夫人拿出照片,我们才看到。 

钱学森

1939年父亲回国前,曾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研究助理。他曾被邀请留在那里继续做导师的助手,对方提出了很丰厚的薪酬条件,但是父亲怀揣着爱国之心,最终拒绝,毅然回国。回国后,浙大校长竺可桢聘请他为浙大物理系教授。

我父亲在加州理工学院改读理论物理哲学博士时,谈家桢先生正在读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博士,他们正巧住同一寝室。谈伯伯先回国,父亲通过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(浙大理学院院长),介绍谈家桢到浙大生物系任教。

乐观豁达的谈家桢

谈家桢

  那时正逢抗战,南京沦陷,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到上海与他会合,然后一同跟随浙江大学奔赴贵州湄潭校区。那时贵州条件很艰苦,在湄潭时,我们家与谈伯伯一家住在一起。很多教师的子女都在浙大附小(湄江小学)念书,父亲在我们学校做发电演示实验,对于我们来说,电灯还是新鲜的玩意儿,谈家桢的大儿子就跑过去吹灯泡,吹了半天也没吹熄,抱怨道,朱伯伯,这个灯怎么吹不灭呢?抗战结束后,浙江大学从湄潭搬回杭州,我们两家仍住在一起,分住东西两边,中间隔着一间吃饭的厅堂,我们两家小孩最喜欢把吃饭的桌子拼起来打乒乓球,有时父亲和谈伯伯也挥拍对战,孩子们就成了拉拉队员,有趣得很。

  父亲和谈伯伯还互相给对方起了有趣的绰号,父亲称谈伯伯哈台,谈伯伯称我父亲为劳莱(哈台、劳莱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胖、瘦影星)。吃饭时,谈伯伯看我父亲老是叹气,便说:劳莱劳莱,一生劳碌,一声叹气,米缸折掉。父亲则回敬:哈台哈台,嘻嘻哈哈,万事无忧,万事无虑。” “文革时,谈伯伯说:我还要看看以后的好日子。后来,谈伯伯活到了100岁。父亲一直非常佩服谈伯伯的乐观豁达。

  有一次吃饭,父亲对谈伯伯说:胖子胖子,你该还我的债。谈伯伯很纳闷:我该还你什么债?父亲笑道:我们在美国加州时就同一房间,轮流做饭,伙食费出一样的钱,你却比我多吃一倍。这不是该还我的债吗?谈伯伯听后哈哈大笑。有一次,谈伯伯的女儿谈曼琪帮我在国外代买氨基葡萄糖,不仅让在杭州的儿子特地送到我家,还不肯收钱。我问其缘由,她说:还我父亲欠你父亲在美国的债。原来她还记得父辈之间的玩笑话。

  在父亲逝世周年时,谈伯伯写有悼词:半个世纪,同窗共事。良师益友,千古长青。这是谈伯伯亲自用毛笔誊写,送《物理通报》刊登的。

父亲的学生吴健雄

  1929年到1934年,父亲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,此间教过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,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那时也在南京。1935年,父亲和袁家骝都到美国留学。后吴健雄也赴美留学。

文革时,吴健雄与袁家骝夫妇来看他们的姑母(袁世凯的第十三个女儿,人称十三小姐),同时来拜访我的父亲。当时我父亲想请她进家里来做客,但由于文革时期的特殊原因,没办法请回家,便请到现姑苏饭店吃了个早点。

  文革后,南大校庆邀请了吴健雄夫妇及我父亲回校参加庆典。我父亲到南京机场迎接他们,在欢迎仪式上,嘉宾的名字被一一报出:南大校长、处长、吴健雄的同学程开甲教授,还有朱正元教授。随即,吴健雄就说:朱正元教授是我的老师。父亲回来后跟我提及此事,我能感觉到他那份欣慰的心情。

  1984年底,父亲曾邀请袁家骝夫妇到苏州大学讲学。那时候,他们已经应允下来,但迟迟不来。父亲很失落,像小孩子一样,说:他们大概不喜欢我们这里?后来他们从台湾来信,称呼我父亲为善培兄,解释缘由。原来他们转机到香港时,袁家骝突然心肌梗塞,两人便直飞台北治疗,休养一段时间后回美再与我父亲联系。19852月父亲过世,他们也没有来成。

  1987年,吴健雄博士回到苏大参观,可惜我也没能见上一面。后来,听一位物理系的教授说,吴健雄夫妇知道我父亲过世,便到我父亲的演示实验室拍了很多自制教具的照片,赞扬我的父亲说:“我的老师在物理教学方面有非常大的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