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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所认识的许国璋教授
2016-12-01

 

学问家,有真学问不容易,有真才实学又别具人格魅力,更不容易。许国璋教授,就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大学问家,人们所崇敬的一代宗师。

  许国璋教授尤因教材而名扬天下,但其学术成就远不止于此。他,是一位大家,一位富有独创精神的大学问家。虽然他一生用力最勤,建树最丰的是人们所熟知的英语教学,但他探索的触角却伸展到了语言学、语言哲学、翻译等诸多领域,且多有独特见解。

  他晚年主攻语言学和语言哲学,发表了一系列文章。其中“语言的定义、功能、起源”,“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——语言哲学的探索”“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”“从《说文解字》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”“《马氏文通》及其语言哲学”和“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”篇篇都是见解独特的文字,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力作。他给语言下的定义,越出了传统的“工具”说,大大丰富了语言的涵义,被语言研究者反复引用;他撰文批驳了“中国没有语言学”的说法;他抉发出了《说文解字》前序中“非常精彩的语言学见解”;他肯定了《马氏文通》的“普世语法哲学”。这些,都是他对中国语言学建设的重大贡献。

  关于翻译,许国璋教授在“学术论著的翻译——以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论文艺复兴诸段为例”一文中指出,“翻译的目的,在于便利不懂外文之读者,如不懂外文之读者读之不懂,翻译者不能说尽到责任”。强调“译文力求醒豁,不按词典译义,而按词的文化史涵义翻译。不按单句翻译,而按句段译出,用流水句法,不用三四十字的竹节句”。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,他提出了翻译学术论著时使用“阐译”法,并现身说法,以自己翻译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片段为例证,既有理论,又有实践,读来明白易懂。所谓“阐译”法,即为了使读者明白原著含义,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,对译文作适当阐释。尽管“阐译”法是否完美无缺,尚可讨论,但为学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,说明理论可以突破,学术是应该创新的,我们不能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人后面,唯洋理论是从。

  许国璋教授主编的《英语》(四册)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,可以说是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度身定制的,因此自1963年发行以来,一直受到普遍欢迎,广泛用作大学教材、自学教材、培训教材,经修订后,到1996年已重印40余次,民间俗称为《许国璋英语》。文革后的“外语热”中,《许国璋英语》独领风骚,街头巷尾,提起英语学习,言必称许国璋。许国璋英语教材前后印发几千万册,盛行中国达三四十年,对我国几代人的英语学习,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。如今,由于时代的变迁,当年的轰动不再,但其倡导的科学性、实用性、知识性等原则,将惠泽后世,成为英语教材编写的圭皋。

  许先生不但富有才情和创新精神,在很多方面为中国学界做出了重大贡献,而且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职业操守,也为广大学人树立了榜样。他把金钱看得很淡,虽然教材的稿费不菲,但他大多用于资助困难学生和同仁,他甚至还把留在国外书店、当时显得非常金贵的一点外币,也给了在当地进修的学生拿去买书。外出讲学,他常拒收讲课费,说是各校都有困难,招待我们已经不容易了,不能再收费。他生活极其俭朴,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,厅堂里唯一的“摆设”,是一张陈旧的八仙桌和几条靠背椅。据他孙子回忆,他卧室的“双人床”也是学校宿舍楼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,他在这张床上睡了数十年,直至去世。他安于清贫,精神上却非常充实,孜孜矻矻,专心治学,垂暮之年仍不断追求新知,自述“九时睡,四时起,读书到七时,稍进食,写文到十时,亦不甚倦”。还常以自身体验勉励青年,要“有做学问的欲望,有追求知识的志趣。我今年75岁了,仍兴致勃勃地看新书,每天都吸收新的知识,新的思想,享受智力增进的快乐”。他的经济状况,被宿舍楼旁摆摊的小皮匠注意到了,传来话说“大名鼎鼎的许国璋,每月的收入还不如我小皮匠”。他听了不以为然,说:“他小皮匠有小皮匠的人生哲学,我许国璋自有我许国璋的人生哲学,我才不在乎呢!”

  许国璋教授那一代人,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,尤其是“反右”和“文革”,不免都会有一种“惊弓之鸟”的心态,有意无意地构筑心里防线,说话过度谨慎,行动尤其小心,生怕不经意招祸。但这些,在许国璋教授身上,丝毫没有。他坦诚,真率、宽厚,与他交谈,你自己内心忽然纯朴明净了许多,人格也无形中得到了提升。

  记得八十年代初我们第一次相遇时,他打招呼的方式就非常质朴。甫一见面,这位戴老式眼睛、穿中山装的老者,直截了当地说:“我叫许国璋”。我的感觉实实在在地“如雷贯耳”,顿时便紧张起来。但后来见他那么随和,那么坦率,全没有学界巨擘的架子,心里便踏实了许多,相互竟聊了一个多小时。谈话的内容,已为时间所湮没,但心中的温暖,至今犹存。

  他为人如此朴实真挚,待人如此诚恳,与他接近,你不能不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。去他家探访,刚一坐定,他就会从冰箱里取出两根雪糕(有时是两根香蕉),一人一根,边吃边谈。话头才接上,许师母出现了,把一个定好时的闹钟往桌上一放,便去了隔壁警戒。意图很清楚,为了许教授的健康,必须限制谈话时间。如若超时,闹铃就响,她会闻声而至。谁知,许先生等夫人一走,便把闹铃键摁掉,一面露出孩子似的天真笑容。谈话虽大多关于做学问,但常常也海阔天空,什么都聊。不过多半是他讲我听。时光在不经意中流逝,突然间许师母站在面前了,正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,接下来的话更不留情面:“给你上课上到现在,怎么都还没上完?”原来我被当成北外的学生了。这话似乎“一箭双雕”:一时我很尴尬,许先生好像也尴尬,我站起来要走,他却拉住我说:“你别走,话还没有说完呢!”他脸上露出的歉意,那种透明的真诚,令我感动,也让我至今难忘。和许先生相处,我始终能感受到他的殷切关爱之情。一次,我在北外开会,他特意让人带来一封亲笔信,推荐我主编的教材。而在另一封信中,他却直言不讳地指出:“足下才学,尚以在澳洲文学史上发挥方为得所”,劝我不要在教材上耗费过多精力。这种赤裸裸的真诚,不是出于了解、关心和爱护,是不可能如此直率地表达的。后来,我听从他的告诫,集中精力,完成了《澳大利亚文学史》的写作。许先生的教诲,成了我学术追求的重要驱动力。

  当然,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师生更能感受到许先生的真诚、热心和人格魅力。他对待年轻同事和学生,视同己出,常常拖着老迈的躯体,为他们四处奔走,大至学问政事,小到衣食住房,都关心到家,师生关系,非同一般。以致在他的追悼会上,不少学生对着灵柩痛哭失声,有的甚至长跪不起。这样的情景谁见了都会落泪。

他的人格魅力,体会到的何止是他的学生和我们小辈!年长如季羡林先生者,也深有感触。在“悼许国璋先生”的文章中,季先生写道:“他待人接物,一片淳真,朴实,诚恳,谦逊......说话实事求是,决不忸怩作态......(我们)一见倾心……成了朋友,成了知己的朋友......遗体告别的那一天,有人劝我不要去。我心里想的却是,即使我不能走,我爬也要爬到八宝山。这最后的一面我无论如何也要见的。当我看到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,我泪如泉涌,真想放声痛哭一场。”老人撕心裂肺的倾诉,映现出了许国璋教授非凡的人格力量。

(依次是季羡林、吕叔湘、许国璋)

学者的人格魅力是学者的学识、操守、个性所透出的感染力,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学生、同人,乃至学术界,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学术范围,衍生出修身、处世、待人等道德教育意义,起着树立标杆、净化学术生态环境的作用。在如今学界纠纷不断、师生屡屡失和的时代,尤其呼唤许国璋教授那样富有人格魅力的学者。